宁舍一顿饭,不舍二人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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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金龙

 王金龙是赵本山最小的弟子,今年才满17岁。别看他年龄小,本事却不小。他在舞台上的松弛、自然、即兴,是许多成年演员都不具备的,难怪许多业内人士在看了他的演出后说:“这孩子就是干这个的虫儿。”

  第一次看王金龙表演二人转是在吉林林越艺术团的剧场,舞台上的王金龙活泼可爱,极富表现力,他的嗓音条件不是很好,但唱起二人转来还是满腔满调,手绢舞得也好,一块普通的手绢,在他手中能变出不少花样来,什么顶绢、立转绢(前、旁)、上抛绢、平抛绢、后抛绢、飞旋绢等,玩儿得轻松自如。每次表演都能赢得观众热烈的掌声。

  王金龙还有很强的模仿能力,学谁像谁。“首届赵本山杯二人转大奖赛”时,王金龙是最小的参赛演员,他和姐姐王金凤凭着扎实的舞台功力,获得了新苗奖。2002年6月,王金龙被赵本山收为弟子,之后参加了电视剧《刘老根》(第二部)的拍摄。现在王金龙是辽宁民间艺术团演员。

  王金龙学艺的经历,极富戏剧性。王金龙的父母本是地地道道的渔民,但酷爱二人转,这辈子最大愿望就是能成为二人转演员。三十多岁时父母决定改行学习二人转。为了能成为二人转演员,他们四处拜师学艺,有时还将老艺人请到家里现场教学。也许是与戏无缘,父母学戏的长进不是很快,令人不可思议的是,在一边看戏的王金龙和大他几岁的姐姐却学会了,要调儿有调儿,要身段儿有身段儿,特别是两个孩子上台的精气神儿,父母更是自愧不如。尽管最终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,但成就理想的是自己的一双儿女,父母还是感到很欣慰。

  王金龙说:“父母要求我们非常严格,我从6岁开始学戏,每天早晨5点多就得起来练功。小时我特别贪玩儿,没少挨说,我和姐姐一边哭一边唱是经常的事。我从小就特别喜欢二人转,见着老艺人舞三场,就跑上台跟着比划。不让我干什么都行,不让我唱戏却不行。小时候我觉睡得特别死,可一听有戏唱,就一蹦三高地跳起来。没多长时间我就学会了三十多出传统戏。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,如果不是他们的辛勤付出,我和姐姐不会有今天。但我最应感谢的是我的师傅赵本山,我从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,受益最大的是做人做艺,原来是跑散班,现在进了正规团;原来让人瞧不起,现在是专业团的演员,身份不一样了,别人都高看你一眼,越是这样就越要努力。”

  为了在艺术上有更大的长进,王金龙每天坚持练功,还学会了许多乐器。在艺术上王金龙是成功的,但在学业上不能不令人担忧。王金龙只上过两年学,文化上的缺陷势必会影响到他今后的发展。让王金龙学习文化课也成了赵本山的一块心病,每次见面师傅都要督促徒弟抓紧时间学习。但愿王金龙不辜负师傅的一片苦心,下大力气学习,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文武双全的文艺工作者。

  在本章即将结束之际,我们衷心地希望赵本山的弟子们能永远像现在这样,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,认认真真学艺,踏踏实实做人,在师傅赵本山的带领下,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 在二人转行中,流行着“生于民间,死于庙堂”这样一句话。这里的“庙堂”差不多等于“专业化”,整句话的意思可做这样的理解:作为产生于民间的二人转,走入“庙堂”,即令其“专业化”,那它就死定了。

  这话有道理,又不全面。它的道理在于:二人转的民间性、原生性,是这门艺术的一种质的规定,也是它的独特魅力之所在,丢失了这些,二人转就要变质、变味,弄不好,就成了另外的东西。说这句话不全面,是因为它把“民间”和“庙堂”绝对化了,当做对立面了。世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截然对立的,二人转也不例外。二人转的“庙堂化”即专业化过程,是一个提升、完善过程。来自民间,有魅力,不能作为拒绝“庙堂化”的理由。

  当然,任何事情也不能做过了头:“庙堂化”“化”到把“民间”的东西化没了,或所剩不多了,全是“庙堂”了,那也不行,如我们上面所说,它就成了另外的东西。
  
  新中国成立前后,二人转因其独有的艺术样式和丰富的表现力,引起有识之士的注意。在向它靠拢、学习、研究、整理、出版以及改革、创新的过程之中,出现了一批由新文艺工作者构成的二人转表演、导演、创作、研究人员。这些人,对二人转的“庙堂化”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,他们中的佼佼者,也成了二人转艺术中某个门类的专家、学者。

  辽宁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郝赫,是一位写过许多优秀二人转作品的曲艺作家,听说我们要写二人转方面的书,他非常支持,并将他所知道的有关二人转的情况,毫无保留地讲给我们。他的讲述,使我们了解了一位二人转作家的成长过程,同时对建国以后某些时期的二人转演出、创作情况,也提供了一些感性材料。

  郝赫说事儿 

  最早接触二人转是1950年,我还不满十岁。当时我家在国民市场(现新北站)开说书馆,有280人的座,这在当时是比较大的。沈阳刚解放,许多失业的人都有了工作,能坚持每天晚上听书的人渐渐减少,茶馆的业务越来越不好。茶馆是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,有人出主意干脆转产,换一种演出形式,不像说书这样必须连续听才行的表演形式。二人转当时刚刚进城,一般是在路边空地上用白粉划个圈就演,好一点的用炕席搭个棚,里边放一些凳子,没有凳子的就用两块砖头垫起来,中间搭块板当板凳。后来炕席改成布棚子。辽宁的二人转最早进茶馆演,是在抚顺。1948年以后,二人转进沈阳,先在北市场大红楼(皇寺广场附近),那里原来是个破仓库,后来改成剧场,能装500多人。不久铁西也有了,二人转像雨后春笋般发展得特别快。
二人转与说书不同,说书一天不听就接不上,二人转什么时候看都行。于是我家茶馆开始接二人转小班,当时比较有名的演员王桂荣、刘玉霜、六菊花、陈淑萍、九菊花、孙艳玲、刘玉兰、陈韵良等都在我家茶馆唱过戏。一张票2角钱,白开水1角钱,管够喝,茶叶5分钱一包。一场戏3个小时,场场满园,唱的都是传统剧目。

  1952年评剧《小女婿》公演,在这部戏红得山崩地裂的时候,我家茶馆的二人转小班也排了评剧《小女婿》,现在说二人转与时俱进,其实从一开始二人转跟时代就跟得紧。
  后来父亲到专业剧团工作,父亲是拉弦的,按规矩乐队和演员三七分账,一天能赚个三元五元的。我家上有姥姥、奶奶,下有父母和五个孩子,生活很艰难。我是家中的长子,为了帮父亲减轻负担,高一那年我退了学,当时正赶上曲艺团要招一批家属当学员,如果行可以留在团里。我去考试后被录取了。那是1957年12月。刚入团时学弹弦,后来改学评书,当时共招了35个学员,学习班结束时只有五六个人被留在团里,我是其中的一个。1959年3月,沈阳市民众曲艺团(以说书为主)、沈阳市相声大会、沈阳市群众地方戏剧团(二人转)、沈阳市北市曲艺总社(茶馆)四家合并,统称沈阳市曲艺团,有280多人。小时候家里开茶馆,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茶馆前门,经常进去看二人转演出,很多传统剧目的词儿我都能背下来。当时说书演员认为自己有文化,被老百姓称为先生,所以瞧不起二人转演员,认为低级,心里本来想去看二人转但放不下架子。我虽然也是说书的,但我从小就和二人转演员接触,耳濡目染,挺喜欢二人转。

  记得有一次沈阳电台去我家茶馆录音,在院子中间放了一台录音机,二人转演员就围着录音机转圈,不知是什么东西。有个艺人端着一盆热水要洗脸,见到录音机也不去洗脸了,站在那半天不动地方,十分惊讶地说:“这玩艺儿怎么就有声呢?”

  为了增加收入,业余时间我去皇姑区剧场给鼓曲演员弹弦,那时说书每场两个小时,二人转一场三个小时,每天散戏后我都去大安剧场(皇姑剧场附近)看一个小时二人转。白天工作之余,也常去北市场剧场看二人转,对二人转的唱腔、表现形式、内容比较熟悉。1962年,纪念毛泽东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20周年,团里号召大家写东西,我读书时就喜欢写诗,还发表过,参加工作之后写过大鼓词。那时凡有重大事件,曲艺团都要组织演员走上街头宣传。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我就写过小节目,演员也上街演出过。二人转队队长刘新对我说:“给我们写点二人转,我们也组织演员上街宣传。”当时大家管我叫“小诗人”,因为我熟悉二人转,就写了个三十句词的小二人转,没想到演出效果很好,电台还录了音。由于二人转载歌载舞,特别受老百姓欢迎,因此,团里只要有活动,就以二人转为主。从那时起我大鼓写的就少了,二人转写的相对多些。1964年焦裕禄病逝,为了配合学习他,我写了单出头《小梅拉车》、二人转《搭桥》等作品。这几个作品团里正式上演,这是我创作的二人转首次搬上正规舞台。1965年宋任穷提出要重视二人转,在东北三省京剧汇演中,设了二人转专场,我写了《驯服野马炉》,参加了1965举办的辽宁省曲艺汇演。那次汇演可谓盛况空前,十个市的代表团,有好几百人,沈阳曲艺团和其他四个区的曲艺团共同组成沈阳代表团,我担任临时党支部书记。我的节目反响不错,当时团里共选上两个二人转《搭桥》和《小梅拉车》,都是我写的,我觉得特别自豪。《驯服野马炉》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,《小梅拉车》在沈阳晚报上发表,还配发了剧照。省汇演之后代表团没解散,到省内各地巡回演出,由南往北,从盖县开始,最后到铁岭。我当时是说书演员,领导却总也不让我上台表演,说好节目太多。在鞍山立山剧场

  演出时,我对团长说:“你让我跟着出来,却不让我上台演出,这算怎么回事?”团长说:“你说书能超过田连元吗?”我说:“不能。”团长又说:“你既然不如田连元,就去干点真正的事业,去创作组搞创作。创作组的三位老同志年龄大了,我们也想培养年轻人。”为了劝我改行,这次汇演半个月时间,演了三十余场,团长却一场也不让我上,无奈我只好同意改行。 汇演结束后,我就去创作组报到。第一天,三位老先生就把所有柜子的钥匙交给我,并对我说,组里的事今后就交给你了。我1965年年末进创作组,1966年就赶上“文化大革命”,团里说书演员都被赶到乡下了。我因为进了创作组而被留在城里,进了四清工作团,工资由国家负担。后来又在干校呆了三年,期间给政工组演出队写了几个小二人转。那时只要有劳动,演出队就演出,去劳动第一线表演。张桂兰家庭出身好,嗓子也好,每次组织演出队都有她,我当时在演出组从事创作,我写的二人转《五七大坝献红心》就是她演唱的。1969年,成立沈阳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(沈阳歌舞团前身),由市革委会派驻军代表任指导员和队长。1971年,宣传队调张桂兰去唱二人转,但没有人给她写作品,于是就把我调回沈阳。我回沈阳那天正赶上我女儿满月,我穿个破衣服,背着个破行李到宣传队报到。发给我一套军装,当时我就换上了,回到家一进院,邻居们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。调回团里之后,我为张桂兰写了个单出头《雨夜红灯》,讲的是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天,停电了,供销社女店员考虑到大家晚上要学毛选,没电怎么办,就冒着大雨,翻山越岭挨家挨户送蜡烛的事。现在看这个故事纯属胡说八道,但在当时形势下还是很感人的。特别是张桂兰表现雨中翻山越岭的场面,那段舞蹈特别优美,很有创意。我还写了个拉场戏《山村红店》,里边用了不少相声的语言。当然,都是应景之作。

  1973年恢复曲艺队,但编制还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,独立管理,称作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曲艺队”,许多下放的老同志被调回来。我喜欢曲艺,第一个回到曲艺队创作组,任副组长,创作的二人转有《西沙之歌》等。

  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,我写了二人转《拆炕》,参加了市里汇演。1983年,东北三省二人转汇演,我创作的二人转《厂长家事》获创作一等奖和省政府优秀文艺作品年奖,我创作的另一个二人转《双看戏》获二等奖。那一年沈阳市就我一个人获省政府年奖,沈阳市文化局奖励我一级工资,还评我为先进工作者。1984年,东北三省曲艺调演在辽阳举行,我创作的二人转《擂鼓战金山》获创作一等奖,中国唱片公司出版了唱片,并在《曲艺》杂志上发表,沈阳晚报发表了评论文章。之后我又写了二人转《厂长钓鱼》、《厂长新传》,连同《厂长家事》被称为厂长三部曲。1985年二人转队解散,我就基本不写二人转了,主要写快板、评书、小品。直到2002年辽宁省第五届艺术节,我又创作了二人转《古事今谈》,获优秀创作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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