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上述四种图腾看,”鸟”、”蛇”不属于兽,”熊”在今贵州少数民族文化中遗存较少,因此,可以认定《龙鱼河图》中所说的蚩尤”兽身”,主要是模仿野牛来化妆的图腾假形。
关于”人语”。蚩尤语和黄帝语肯定是两个不同的语系,两者不能直接交流,必须通过翻译才能沟通。黄帝语是华夏民族的语言。
蚩尤语则是今贵州少数民族先祖的语言,即古苗民、古越人、古蛮夷的语言。这些少数民族”俗无文字,刻木记事”(郭子章《黔记》)。
其语言(语音、语汇、语法)极难被记录下来。
即使是用华夏语记录其语音的作品,一般人也无法理解,如刘向记录的《越人歌》(一位越人对楚国鄂君于晰唱的歌),是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作品,直到当代,侗族学者韦庆稳才用现代壮侗语将它破译出来。朱俊明《夜郎史稿》经过考证,说:”壮侗语是由夜郎和其他越人的共同语言发展起来的”nz。由此可窥见夜郎先祖蚩尤语之一斑。蚩尤的”人语”就是学习其他氏族(黄帝氏族)的语言。这可从文献中找到佐证。《后汉书·南蛮西南夷列传》卷八十六引《礼记》云:逮王莽辅政,元始二年(公元2年),日南之南黄支国来献犀牛。凡交所统,虽置郡县,而言事各异,重译乃通。
人如禽兽,长幼无别,,后颇徙中国罪人,使杂居其间,乃稍知言语,渐见礼化。
这是说原属于南越王尉佗治下的”交”部落,其语言与汉朝的通用语不能沟通。但是,他们通过和汉人杂居,学会了汉朝的语言。可见蚩尤模仿黄帝氏族的语言并非不可。
蚩尤的”铜头铁额”图腾化妆,在典籍中也能找到佐证。《吕氏春秋·荡兵》说:”未有蚩尤之时,民固剥林木以战矣。胜者为长。”是蚩尤最早掌握了开采、冶炼、锻造铜金属兵器的技术,因此,他才能”造立兵仗刀戟大弩,威振天下”(《鱼龙河图》),使”黄帝攻蚩尤,三年城不下”(《玄女兵法》),”黄帝与蚩尤九战,九不胜”(《黄帝玄女战法》)。
《太平御览》卷八三三引《尸子》载:造冶者,蚩尤也。
《世本·作篇》云:蚩尤以金作兵器。
《管子·地数》谓:葛卢之山,发而出水,金从之,蚩尤受而制之,以为剑、铠、矛、戟,是岁相兼者诸侯九。雍孤之山,发而出水,金从之,蚩尤受而制之,以为雍孤之戟、芮戈,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。
《路史·后记四》罗萍注引《世本》言:蚩尤作五兵:戈、矛、戟、酋矛、夷矛,黄帝诛之涿鹿之野。
《苏氏演义》曰:蚩尤作兵:戈、殳、戟、酋矛、夷矛。
上述典籍都说蚩尤在葛卢山、雍孤山开采金属”铜”(铜,上古又称”金”、”美金”)来制戏曲研究造剑、铠、戈、戟、矛,并特别提到酋矛、夷矛、芮戈和雍孤戟,它说明这些兵器是具有蚩尤氏族(民族)特色的兵器。但也有个别记载不赞同”蚩尤最先创造了金属兵器”的说法,只承认蚩尤仅是改良兵器而已,如《吕氏春秋·荡兵》称:人曰”蚩尤作兵。”蚩尤非作兵也,利其械矣。
除了上述文献记载外,蚩尤的”铜头铁额”图腾化妆,还可从出土文物中找到旁证。
顾朴光《中国面具史》说:”我国的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200“年左右,在此之前-有一个漫长的技术和经验积累过程.。例如: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,曾发现质地不纯的黄铜片;在甘肃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遗址中,发现过青铜小刀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。仰韶文化早于蚩尤时代,马家窑文化与蚩尤时代大体同时,以此作为参照,蚩尤兄弟在战争中使用金属(铜)面具并非绝不可能。”此说应该是最接近史实的。但该书又说:”考虑到原始社会遗存的铜器全系小型物件,而制作铜面具不仅需耗费较多的铜,而且工艺十分复杂,因此,把-铜头铁额.理解为用金属(铜片之类)装饰的面具更恰当一些”。此说值得商榷。古人用字极为讲究。上引《管子·地数》明确说蚩尤不仅能造戈、矛、剑、戟,而且能造”铠”。造铠甲的技术,除了前胸、后背外,还要解决肩头部位的保护和灵活转动的问题。再说,”蚩尤兄弟八十一人”个个都要”铜头铁额”、执兵器,方能作战。所以,铜的用量和工艺自然不成问题。《龙鱼河图》明确说是”铜头”,而且和”铁额”相区别,推想这里说的”铜头”不是假面,而是假头,这种假头是用铜金属和野牛角制成,”佩带时一般将整个头颅罩住”。这样才符合战争保存自我的需要。倘若是”用金属(铜片之类)装饰”的假面,那已经进入到审美的层次了,在傩仪中则可,但《龙鱼河图》所记明明是蚩尤与黄帝的战争。至于”铁额”,当是指”佩帝于眼部以上者”的金属护具。这可见之于后人庄季裕的《鸡肋篇》,其文称:军中皆曰:”韩太尉铜额。”这是说,南宋巾帼梁红玉之夫、抗金名将韩世忠经常戴着铜护额与金兵作战。可见古代的假头、假面、假额是有分别的。
“蚩尤兄弟八十一人”,八十一乃九的倍数,非确指,言其多也。意思是指作战时,蚩尤部落的族民们都作”兽身人语,铜头铁额”的图腾化妆。
综上所述,蚩尤的”兽身人语,铜头铁额”,就是一种模仿,一种表演。这里姑且命名为《蚩尤兽身人语》。周贻白《中国戏剧史讲座》说:东汉角抵戏《东海黄公》中”有-东海黄公.的装扮”,有”用人来饰为白虎的假形的故事表演”,它”以人虎相斗为题材,用摔跤作为演出形式”。同样,《龙鱼河图》中的《蚩尤兽身人语》,也有蚩尤对”黄帝”等酋长的”人语”的模仿,也有用人来饰为野牛的假形的故事表演,也有”野牛群”(蚩尤部落)向黄帝等部落(八方万邦)”以角抵人”的厮杀情节的模仿,其中还包含有蚩尤”威振天下,诛杀无道,不慈仁”的故事内容。据《书·吕刑》所载,蚩尤作乱的时候,”苗民弗用灵,制以刑,惟作五虐之刑,曰法,杀戮无辜”。这是说,蚩尤不管是不是”寇贼”、”奸宄”,一旦抓住,便以”劓、、、鲸、越兹丽刑”的”五虐之刑”来杀戮无辜平民。它是以蚩尤和黄帝等氏族的战争(牛人相斗)为题材,用假形模仿(发展为后世戏剧的”做”)、”人语”模仿(发展为后世戏剧的”念”)、持械厮杀(发展为后世戏剧的”打”)为表演形式。当然,《蚩尤兽身人语》还不是后世所谓真正的戏剧,它只是最原始的模仿,最原始的表演。但它已足以使我们断定这就是贵州戏剧的起源。而最早以文字记录、评说蚩尤的这种模仿、表演的就是《龙鱼河图》。其评说就含在”威振天下,诛杀无道,不慈仁”的叙述之中。因此,《龙鱼河图》也应当是贵州戏剧批评最早的源头,迄今见之于文字的最早的源头。
值得重视的是在《龙鱼河图》中,还有一个真正的模仿,真正的表演,它从未被人们(包括戏剧史家)提及过,这就是黄帝对蚩尤的模仿:蚩尤没后,天下复扰乱,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,天下咸谓蚩尤不死,八方万邦皆为弭服。
文中”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”的”画”,通假”化”,化装之谓。这是说,蚩尤死后,天下诸侯认为再没有人能制伏他们了,黄帝自然不在话下,便又各自称王称霸起来。
于是,黄帝就化装成蚩尤的样子,去征讨作乱的诸侯。
从前文论述可以得知,这种化装是需要一定的表演才华和表演物质的:黄帝及其兄弟要按照蚩尤及其兄弟那样作”兽身人语,铜头铁额”的装扮,使用”兵仗刀戟大弩”的道具,表演”诛杀无道,不慈仁”的故事。可以想像,黄帝部落模仿蚩尤部落作战时的那副景象:一个个族民披着带有牛首的整张野牛皮,或是穿着青铜的铠甲,有的戴着铜假头,有的戴着铁假额,手中挥舞着木棒(兵仗)、刀、戟、大弩、酋矛、芮戈和雍孤戟之类的兵器,口里叫喊着掺有蚩尤部落乡音的黄帝语”冲、杀、”声,表演战争的故事。而且,黄帝攻入其他诸侯领地时,也必然要模仿蚩尤用割鼻子、割耳朵、割生殖器、喂鲸鱼、抢夺美女的酷刑来杀戮那里的无辜平民,藉以表演”威振天下,诛杀无道,不慈仁”的蚩尤德行(性格)。
那场面是何等的气势恢弘,惊心动魄啊、其中既有群体性的模仿,也有个体性(酋长蚩尤)的表演。很显然,《龙鱼河图》记述的是一种真正的故事表演。它以黄帝与诸侯的战争为题材。其中有黄帝对蚩尤及其兄弟的人物模仿,有黄帝仿效蚩尤滥杀无辜的故事表演。
这里的人物和故事都是事先就存在了的,也即先有了内容,然后才用假形(发展为后世戏剧的”做”功)、厮杀(发展为后世戏剧的”打”)、呐喊(发展为后世戏剧的”唱”和”念”)的形式来表演。《龙鱼河图》中的《黄帝画蚩尤》比东汉的《东海黄公》、春秋的《大武》、《孙叔敖》、原始时代的《予击石拊石,百兽率舞》中的模仿、表演要早1500年以上。所以说中国戏剧的雏形,见之于文字记载的,当推《黄帝画蚩尤》。它不是源于歌舞、祭祀,而是源于战争。此说可谓”蚩尤说”。《龙鱼河图》对此表演的评价,则见于”天下咸谓蚩尤不死,八方万邦皆为弭服”之中。它夸赞黄帝模仿蚩尤极为成功,八方万邦诸侯不辨蚩尤之真伪。此即以叙代议的笔法。由此亦可说中国戏剧批评文学的雏形当推《龙鱼河图》。
